本文转自：钱江晚报

钱江晚报·小时新闻记者马黎通讯员郭楠

很早之前就因为工作采访认识了徐天进，有一天，他给我发了一张图。

啊，奈良美智玉琮！！

又有一天，从河南三门峡回杭，写了一篇中国考古百年纪念大会的歪楼稿子，徐老师在圈里留言：楼再歪点更好！

很多很多个一天，在圈里坐等他的手绘和书法，随便放几张——

相信不会有人觉得以上铺垫太长，感觉还没看够有没有？即便不认识他，看完这些，足够圈一波粉。

这两年，当然，我更多是在浙江的考古现场、讲座现场捉到他，衢江孟姜村土墩墓群遗址、长兴碧岩土墩墓群，安吉，当然还有良渚。

以后，我们可以在良渚博物院随时找他，听他说3个小时，停不下来，也不想打断，直到夜幕降临。

今天，年4月14日，良渚博物院官宣了新任院长：徐天进。

艺术家？书法家？考古学家？……家？

不知道，也不重要，在我看来，他=无限可能。

但为了正经一点，我问，徐老师，可不可以给我一段个人介绍。

他回：没有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，即可。

上学在北方，写论文在北方，北大的工地也都在北方，没有在南方做过发掘。我想让徐天进讲一讲曲村的传奇故事，他说，最传奇的是，为什么我都退休之后，又回来了呢？

听他说。

徐天进和徐天进。超喜欢海报上这张照片

“我本来想退休回浙江，给我的学生看看探方”

我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，刚出生没多久就被送回老家浙江永康，长到小学毕业，父母因工作原因到了陕西，我又去了陕西。

但南方的烙印烙下了，我走到哪儿都爱吃米饭。在北大上学的时候，我和袁靖上下铺，我们两个都爱吃米饭，就像河南人、山西人到哪都要吃面条，面条没吃这顿饭感觉就没吃过，吃就是最大的文化。但在我们考古研究中，吃这块就缺。民以食为天。（蒋卫东接）地是什么？是语言吗？连接到良渚，就是琮和璧的关系。没有比这更大的事。

为什么又回浙江了呢？这个我也一直在想，冥冥之中哦。

最早我的学生罗汝鹏（插播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职副书记、商周考古室主任，大家亲切地叫他萝卜丝）回浙江的时候，我自己有个私心，他回来之后，这边有考古工地，我退休之后，就去他的工地帮他看看探方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没有在南方发掘过。原来，陈元甫老师在挖原始瓷窑址的时候，就谈起过想住一段时间，动动手，但一直没有机会。我对毘山和下菰城又“耿耿于怀”，未来，浙江先秦考古会有一个爆发点。我一直觉得在那个区域有可能会有三星堆那样的发现，跟刘斌还畅想过很多次。

但是没想过到良渚来。对于良渚，我很忐忑，不敢来，有很多障碍。我一再说，我究竟能做什么，要是什么事儿也做不了，就不应该来。良渚对浙江来讲，对中国来讲，是世界文化遗产地，起点这么高的地方，做出来的事情，要跟它相匹配。

最大的障碍，我不是做史前考古的，良渚的内容和我自己研究的内容不一致。做良渚的人有这么多，每个人水平都比我高，我会担心业界说“良渚怎么搞的，再没人了是吧”。浙江人民也不答应啊，我们这么多良渚的专家，为什么要选一个外来的专家？

对我来讲，来了之后能做什么，是最头疼的，其他的我倒没考虑太多，也到这个年纪了，其他的事儿考虑得少。

良渚对我来说不算陌生，也经常来，桐乡新地里，反山、瑶山当年的发掘现场也去过；和良渚几任院长的联系也很密切，在北大的时候，带北大考古夏令营来过，合作办过展；每次回老家路过杭州也会停一下。但这种浮光掠影的经过，和自己下过功夫挖过还是不一样。

希望能在良渚，把我原来对博物馆的想法，借良渚博物院整个好的平台，按理想的状态，引进一些新事物，跟良渚的内容做有机的结合，做一些新的东西出来。

打个比方，一个餐馆基础已经很好了，怎么继续提供一道道精彩的菜品，让大家回味不断，让食客络绎不绝，要排队、要预定，能做成这样，就很好了。

“博物馆是作用于社会的保健品”

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高度文明发达的社会，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观念，是否跟上了同等发达的水平，是特别需要博物馆人思考的事情。

摆东西特别容易，把最好的东西都借来，给它一个很诗意的名字，就够了。我们的博物馆如何更好地作用于社会，帮助到社会，文化遗产和博物馆，它不是灵丹妙药，很多社会病治不了，但可以当做保健品对待，一直和这个东西保持联系的时候，身心可能会比较健康，三观可能会比较正，这可能需要博物馆很多行为、活动一点点去做。

现在很多博物馆的展览偏宏大叙事，但科学的、知识性的不够。我们用文物来说历史，没有真正涉及到博物，也比较少涉及到科学，也比较少涉及到真正的知识。我一直说怎么样让观众自主地读懂博物馆，还能举一反三，要达到这样一种功效的话，展览的空间也还挺大的。

在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工作的时候，我经常在周围溜达，遇到干活的农民，就会问问他们，你们知道这儿在干什么吗？他们答：不知道，挖墓嘛。再问博物馆建好了之后，进去过吗？答：没进去过。

遗产地和所在地的居民，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最密切的关系。当地居民要了解遗产地的价值和它的意义，在跟前的事儿都不知道，那不应该。良渚也是这样，我觉得我们也有一个责任和义务，对他们做一个交代。

“不变的东西，才是根本”

在北大这些年，我做了很多实验性的展览，也常思考我们的学术机构、教育机构，究竟什么样的是好展览？

我们和良渚博物院在北大做过一个展览《权力与信仰——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》。之前，我们做了周原青铜器的展览，做了何家村金银器的展览，做了吕氏家族墓的展览，做了一些学术的展览，北大的赵辉老师、秦岭老师，和良渚的关系特别密切，我们说青铜器、金银器、陶瓷器都做过了，玉器选在哪儿？良渚吧。

说是做玉器的展，但不能就玉器说玉器，物是玉器，讨论的话题，可能不只是玉器本身。

“权力与信仰”这个名字，是在马东峰院长的办公室定的。刘斌、方向明、赵辉、秦岭都在，我们一起讨论，讲礼乐文明离不开良渚玉器，讲国家形成也离不开良渚玉器，讲原始宗教信仰也离不开良渚玉器。

对于先秦考古所谓礼乐社会的基本认知，一个是资源与社会，一个是艺术与信仰，这是我们要讨论的方向。比如艺术和信仰的关系，从史前社会一直到今天，都是分不开的关系。信仰的表征，大量通过艺术的形式来反映。我刚才出了良渚服务区的时候，还拍了几张照片，跟抗疫有关的红色。颜色是一种信仰，不是简单的颜色，比如漆的红，陶的黑。

当你抓住核心的东西，对古代世界的认知，不会局限在某一个时间段上，会一下子打通。考古和历史，会讨论变和不变的关系，考古特别重视变，讲分期，讲断代的时候，特别重视细微的各种变化，琮的变化也好，璧的变化也好，抠得特别细，但有时候会忽略那个不变的地方。

什么是不变？我一直说，不变的东西才是根本，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根本的东西给它找出来？这是考古和历史研究特别重要的面向。

比如权力和信仰的这种关系，我觉得是良渚玉器的一个核心，原来讨论的神权军权王权，是通过这些东西来表现的，但在主流博物馆，没有办法做更多的解释。权力的巩固，需要用信仰来完成，要变成一种信仰，光靠权力不行，要塑造一个信仰的对象。

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良渚玉器、良渚文化，也许比仅仅看良渚，看到更多的东西。

“考古有边界，不是万能的”

考古有边界，不是万能的，不是所有的事儿都能回答，哪有那么大的本领？我们能知道的古代世界是小小的一点，不要说古代世界，就算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，我们能懂的也就是一点，大部分是不懂的。文字告诉我们的，我们都不太懂。

我们从事这个学科久了，爱得深了，深陷其中，会把它当成一种信仰，以为无所不能，以为挖它就有啥。但考古是科学，这是前提。科学的核心是什么？是真。求真是科学最重要的标准，一旦求真，就是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这个是真。过去傅斯年先生提的口号，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，这是考古应该秉持的原则，我们心里要特别清楚，在做一件什么事情，不能自绝于时代的潮流，身处其外。即便在里面的时候，心里要清楚哪些可以做，哪些比较恰当地可以参与的，哪些可能是不可以的。

最近有很多人在讨论，考古学有什么用，写了很多文章，我们似乎一定要回答有用还是没用。

什么是有用？

我读到韩愈劝他孩子读书的一首诗，觉得一下子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“人不通古今，马牛而襟裾”，人不知道古今的话，就跟马牛穿褂子一样，它还是马牛，只不过穿了个褂子。我觉得这个很能说明这个问题，人如果没有考古，还有其他的办法来完成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，人的一种本能。良渚的玉器跑到三星堆，当然不是直接的传播了，时代、空间隔了那么久，一定是对过去的不管是好奇还是什么也好——就跟人到了一定的年龄，一定要回忆上学时候的事儿。

过去，考古要跟金石学割开、撇清关系，中国的考古学是从西方传进来的，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科学。金石学证经补史而已，它没有科学的方法。这种差别的确存在，但是现在的考古学的证经补史，我觉得一点不次于宋代，宋代还比较靠谱，有文字的东西，来证经补史，我们现在都是靠良渚的陶器玉器，证经补史，究竟有多大的靠谱，没法验证。但是我们做的工作一模一样，证经补史有什么不好？没什么不好，不要轻视证经补史。

“审美的对象是时间”

金石学还有另外一个传统，反而被割掉了，就是审美。金石学很重要的一块是鉴赏。鉴赏带来的精神上的改变，不亚于证经补史。

我自己是研究商周的，拓本很重要，对铜器的花纹、铭文的书体，就会稍微格外